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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史話35】第七部分: 聯邦政府(1901-1914)

來源: 作者:平民 時間:2019-10-02 14:27:06 點擊:

1. 巴頓內閣

1901年1月1日,總督代表女王在悉尼宣布澳洲聯邦政府正式成立。有十萬民眾在世紀公園參與慶祝活動。此時可謂三無,無議會建筑,無國旗(1903年確立),無首都(1927)。暫定墨爾本為首都。

給澳洲祝福的維多利亞女王(1830-1901)于1月22日去世。在這匆忙的建國中,還要提總理人選一事。新州議會內,巴頓是保護主義者,曾是1897-1898州總理聯席憲法草案會議主持人和聯邦運動領導者。里德是自由貿易領導者,反對巴頓提名。

總督霍普頓(Lord Hopetoun)只好按慣例,任命此時為新州總理萊因爵士(Sir William Lyne),擔任聯邦政府臨時主持人。那些知根知底了解其反聯邦運動的人,不愿與其共事。萊因無奈之下辭職,總督只好臨時在1900年底改換任命。史家稱“霍普頓盲選”(Hopetoun blunder)。巴頓這位曾出色的聯邦運動領導人可謂“臨危受命”。

巴頓組成一個強班子領導議會選舉。六個內閣成員都是原各州的總理。此外,巴頓有兩個親密朋友成為其最好的聯盟。一個是隨后選為上議院領導的奧康納(R.E. O’Connor) ,一個是維州聯邦運動領導人迪金,后成為巴頓政府副總理。正是他們開始領導各州各界代表人士參與首次聯邦大選。

3月,全國舉行大選。代表們不分黨派,卻主要在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之間角逐。在當選代表中,巴頓組建新政府。

5月9日,墨爾本舉行第一屆國會開幕式。英國王愛德華七世派大兒子即后來喬治五世(1910-1936)到場宣布祝賀。 墨爾本作為首都直到堪培拉(1927)替代。

首屆聯邦政府僅是些有政治主張而無以黨來區分的議員。若早期政府以政治見解劃分黨,有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代表兩類,都可稱“內部黨”又叫“貴族黨”。若“外部黨”,則有勞工黨和后來鄉村黨代表。

澳州此時除州政府有工黨外,聯邦政府內主要來自工業、商業和工人方面的代表,表明三類不同利益傾向的政治主張。

2.派系斗爭

三類派系,競爭妥協。

一是新州巴頓為代表的“自由的保護主義者”。他們期待用國家力量來保證生活的基本標準,扶持弱者,對抗強者,主張介于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社會形態。他們與工黨的主張在范圍程度上還是有所不同。

二是新州里德為代表的新“保守的自由貿易者”,提倡“放任競爭”(laissez-faire)的工商政策,反對用國家力量,破壞人的主觀意志的自由。他們與競爭對手主要在理念而非如何達到目的的不同。大牧場主、傳統自由貿易者、城區和商業區、進口公司,是他們尋求的支持者。

在上述這兩類代表中,又分保守和激進兩派。工商和專門職業群體支持保守派,而城鎮小部分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支持激進派。

其后以黨分派,保守派轉到“保守的自由貿易黨”方面,而激進派則進入工黨陣營。

后來這些黨派又產生出側重鄉村而非城區利益的鄉村黨即當今“國家黨”。維州鄉鎮(Kyabram movement,1901-1902)呼吁聯邦政府緊縮和改革。

在不到十年間(1901-1909),因這三個派系之間分化重組,澳洲有五人七任總理的輪流執政現象。

1909年后,澳洲才正式開始有兩大黨即自由黨與工黨的執政政府。鄉村黨通常與自由黨組成聯盟黨。

三是工會代表。工會關注工人利益,代表全澳,無州界區分。工會初心便是改革而非激進或革命的組織,呼吁廣大工薪階層團結一致,爭取自身利益,同時,十分注意不要因提倡一般的革命目標而把中間力量趕到自由的保護主義勢力方面。

工會代表的優勢是得到天主教的支持。天主教會尤其愛爾蘭人,一直感到壓抑受排斥,把其他力量看作是新教派,非常擔心他們把澳洲建成惟一信仰英國國教的社會。

天主教所以支持建立聯邦政府,其目的就是要減少英國國教的影響,爭取澳洲民族獨立于英國。在檢查工會和其后成立聯邦工黨(1902)的目標后,天主教領袖認為,“工會”“工黨”彼此沒有什么原則區別,因而從1902年起,要求信眾加入或支持工黨。天主教的態度,與工黨團結分裂有直接聯系。

3.“白澳政策”

澳洲社會因信仰不同、信仰自由本身而早就形成多元化共識。幾乎一開始就排除以一教治國的方向。英國國教與天主教早有彼此共存共榮共享的空間。

在這尚未有政黨政治的大選中,第一屆聯邦政府選舉出下議院75名代表。其中巴頓“自由的保護主義者”27人,里德為首的“保守的自由貿易者”32人,沃森(John Watson)的工會代表16人。

上議院36名代表, 11人屬保護主義者,17人自由貿易者,8人工會。這些各州議員代表,雖有思想主義傾向,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黨代表。即使工會和州工黨代表,本身也在自由貿易和關稅保護之間分歧不同。巴頓以微弱優勢組成保護主義內閣政府。

除對付保守的自由貿易者外,巴頓還要面對堅持本州利益的激進派挑戰,主要是南澳金斯頓政府和保守派西澳福雷斯特政府。在巴頓的領導下,各派明爭暗斗,班子穩定維持兩年半,極其不容易。

聯邦政府當務之急,面臨諸多問題,即如何施行關稅保護政策,鼓勵澳洲工業,制定“白澳洲政策”和民族國防政策,確立工業仲裁法,實施建設州之間鐵路運輸網計劃。

工會在上下兩院握有關鍵的平衡票。巴頓需要工會票,才能通過有利于其保護主義的議案。而工會則以制定“白澳政策”作為先決條件,支持巴頓政府。民主選舉是各派政治利益平衡的結果。政府只能平衡側重,作出中庸決策。

萬事開頭難。第一次國會的議會忙個不停。從1901年5月開始,直到1902年6月,僅在圣誕節休會四周。為了早得到工會支持,政府先行討論較容易得到支持的“白澳政策”,并通過三個法,即“太平洋島國勞工法”,“郵電法  15條”和“移民限制法”。

“勞工法”要求昆士蘭限制在甘蔗區工作的美拉尼西亞勞工,并要求他們離境;“郵電法”不允許其部門雇傭非白人工人;“移民法”限制非白人移民入境,即所謂“白澳政策”。至于曾作為聯邦問題最迫切的“國防法”,因涉及高支出費用,不甚受歡迎,也就未成優先立法選項。想戰事起,英國怎么也能靠幫一把。

4.移民限制法

在移民問題上,昆士蘭地大人少,需要勞工解決勞力短缺,因而,昆士蘭政府起初反對禁用海外勞工的限制。工會要求全國實行禁止非歐洲移民人的單一政策。至于英國政府和其帝國印度、潛在聯盟日本,都不贊同并反對限制移民政策。

澳洲聯邦成立,要由英國國會批準這個前提,表明澳洲不能真正獨立,只能是英帝國一部分,聽命指揮。英國早有反種族歧視的明確態度,出于國際貿易和殖民地順利進行的考慮。1897年,殖民地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提倡“多種族帝國”(Multiracial Empire)策略。

他原則上贊同限制輸入廉價勞工,卻不允許文件上有任何種族色彩的理由。工會要實話實說,而執政黨要顧及皇家面子。如何要“白澳”又不得罪英國和其他亞裔國家,頗費心思。

先前有南非殖民地納塔(Natal)的模式。南非曾用英語測試法,把想要的印度人帶進了非洲甘蔗園。西澳率先引用了這個模式,限制亞裔人入境。

至于用什么語言測試,大有爭議,尤其用英語測試有局限,顯然不能阻止那些在本國早接受英語教育的日本人進入。

為防止漏洞,不讓那些早有英語教育背景的國家鉆空子,拒絕非洲美國黑人和英殖民地亞裔人入澳,法案提議用歐洲語言。根據需要,海關人員可挑選50個任何歐洲語言詞,對新入境移民進行聽力考試。

巴頓總理本人希望僅考英文,所有移民人一律平等,可他手中沒有多數票。因為各派代表都同意建立一個以歐洲人為主導的白澳社會,通過限制亞洲和太平洋島國移民,來確保澳洲本地人的高生活水準。

當時國會僅有下議員斯密斯 (Bruce Smith,1851-1937)和兩個上議院帕爾斯 (Edward Pulsford, 1844-1919)和麥法尼 (James Macfarlane,1844-1914) ,反對白澳政策,指責那些怕種族混合融合的人“缺少知識”(want of knowledge)。稍后,社會史家科格倫(T.A.Coghlan,1855-1926)最早在其著作《工人和工業》(1918)用同情心敘述華人和原住民經歷種族歧視不幸。

這類少數覺悟者,不能改變歷史,而后人史家要認可他們的超前意識,僅是為未來前行少些這類歷史的遺憾,多些彌補“缺少的知識”。歷史的經驗教訓雖不能為鑒,獨裁者照樣獨行,也可判斷人類思想進步何其艱難。

5.聽力測試

幾經辯論,1901年年底,國會通過考試入境來限制移民的“白澳政策”,達到“一個民族、一面旗幟、一個目的”的單一文化國家的目的。

工會稱贊,這能避免惡劣競爭,確保維持本地工人的高生活標準。《公報》周刊自豪地宣稱,澳洲是歐洲外唯一的純白人國家。

移民限制法很快實施同時受到批評。1903年12月,一艘船Petriana號在澳洲海灘出事擱淺,船上有16名中國人和11名馬來西亞人,不允許上岸。引發非人道主義的爭議。1904年5月,達爾文上岸的9名中國人,根據移民限制法判6個月監禁,并遣送回中國。

澳洲人訪問英國,帶回來澳洲不允許英國人入境的壞名聲。1905年,自由貿易集團領導人里德為此抗議,批評迪金政府實行這個最“粗魯”政策。

無論如何,政策一旦確立,難以改變。執行就見效。1906年12月,澳洲宣布遣送3,600 Kanakas人。免于遣送者要求連續居住20年或購有地產。

英語聽力測試政策實施后的五十七年,僅有少數人能通過。1902-1903年,805人中通過46人;1904-1909,554人中通過6人;合計52人。1909至1958年廢除,無人通過。前松后緊,根深蒂固。有史家提出,1933年人口普查數據表明,有300多海外出生“中國”華人,居住在澳洲20-29年,即入境年在測試法生效后1904-1913年間。筆者認為,既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避難人士進入因素,又有長者憑返鄉證回去后“子替父”來的來由。值得細探究。

荒唐案件頻出。有埃及血統的德國海員(Hans Max Stelling),能說流利英語、法語和德語,因移民官用希臘語考他未通過,不允許上岸,并判他走私監禁六個月(1903)。反納粹共產黨員、捷克記者(Egon Kisch)1934年10月應邀來澳洲作反戰演講,跳船闖關摔壞腿,拘留后用蘇格蘭蓋爾語測試未通過,判六個月監禁。上訴后,高院判蓋爾語非歐洲語言,釋放他。其同墨爾本西區人士參與反戰宣傳。最后安排是,政府支付其法庭費用而他本人自愿于1935年4月離開澳洲。同樣,有位受懷疑的新西蘭共產黨員被聽寫荷蘭語,阻止其入境。

“白澳政策”是政府為推行其他政策,討工黨支持而很快作出的一個決策。彼此出發點有所不同,可自然都有種族至上的一致意識。如迪金就強調,“白澳是民族生活的根”。

6.工廠法

于是就有了這樣變化莫測甚至滑稽錯亂的畫面:年初澳洲華人在聯邦政府成立的慶賀活動中,搭牌樓舞獅子,是個非常受歡迎的聯邦家族成員。年末未到,他們一下子就成了要被排除在外的“敵人”。這是看他們喜慶聯歡的大眾,怎么也想不到的。

應當說,這個“法”,基本不觸動那些已經在澳洲生活多年的華人群體,同時給予他們“免考試證”往返家鄉。華人暫時相安無事。雖有抗爭,無奈其變。要等過后時間,才知其要命去根的厲害。

澳洲白澳人的特性身份,經移民限制法和白澳政策,很快知名且超出了國界。休斯總理在一戰后,參與國際會議,討論簽署《凡爾賽條約》(1919)。擔心白澳政策受威脅和自己成為這個政策的殺手,他兩次堅決反對把日本提議的“種族平等”寫入“國際聯盟”(1920),即當今聯合國的前身。

與種族歧視直接聯系的是各州“工廠法”。其后,由工黨執政的政府修訂,帶有更強烈的種族歧視偏見色彩。保守主義者,一般不贊同政府有權固定工人的工作時間。

工黨和激進自由主義者,雖不關心抽象的權益問題,卻集中在如何具體保護工人問題上,如反對華工廉價競爭的罪惡,反對血汗工的罪惡,反對自由競爭的罪惡。

百年后看這些“歧視”,一定不能以“歧視”否定其“公平平等”的內核。否則,就只能停留在不講公平平等自由競爭甚至剝削欺凌合理的認知水平上。

工廠法起初針對“汗水工”(Sweating)。制衣和制鞋廠把活外包。外勞工尤其婦女、兒童每天工作長達十小時,接受按成件支付的低費。維州工廠法(1873)企圖給“外勞工”注冊,遭到反對。維州有“反汗水工聯盟”運動。其后維州修訂或通過八個工廠法(1885-1900)。塔州(1884)南澳(1894、1900)新州(1896)昆州(1896)和西澳(1904)都相繼建立和修訂工廠法。他們對工廠規則、工作時間、工作條件和環境都作出具體規定。西澳工廠法(1912)要求華人生產的家具要打上“亞勞工” (Asiatic labour) 印記。

家庭工(Domestic service)其后也在工會要求的工時付費監管下。新州在1891年有家庭工55,867人(其中女工38,208)。“保姆”薪時高便難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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